《 中国青年报 》（ 2015年12月25日 05 版）
付淑月（右一）邀请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专家为当地农户实地讲解油用牡丹种植技术。
徐涵（左二）指导孩子们进行热身训练。
圣诞节前，杨亚威的手机又被各种祝福信息轰炸了，让他应接不暇。“我越来越想念离开手机、离开网络的七八月。”
放下手机，这是杨亚威24年的人生中，离土地最近的时候。今年夏天，他每天不再低头刷微信，一头扎进陕西户县甘亭镇渭丰乡，只和土地、村民打交道。
相同的时间段里，徐涵不再晒美食、晒女友、晒校园生活，在他的朋友圈里也“颇为沉寂”。
从西安体育学院篮球专业的大二学生，到四川昭化古镇的一名体育老师，社会实践的两个月，徐涵觉得自己对手机的依赖没那么强了。
杨亚威、徐涵、付淑月，不同学校、不同专业的3位同学，都在经历了社会实践后觉得，放下手机贴近土地，别有一番滋味。
土 地
在杨亚威递交的近5000字的社会实践总结里，关键词只有两个字，土地。
此前，这个1991年出生的博士研究生也觉得，自己被贴上90后“有些不接地气”的标签并不过分。读书的时间少，却让手机碎片化的阅读占据了大量的时间，很多问题不求甚解、一带而过，可能是他和这一代人的特征。
正是为解决这个问题，杨亚威所在的西安交通大学为同学们搭建了观察社会、认识国情的平台，希望学生通过实践“了解社会的真问题”。作为福建人，在今年社会实践中，杨亚威一下子就被“扔”进了陕西的最基层，方言劈头盖脸砸来，他有点“措手不及”。
杨亚威要安营扎寨一个月的地方，是陕西户县甘亭镇，他要做的是“陕西省农村土地流转现状及对策”的专题调研，具体参与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工作。看上去，这似乎与他博士所学的电子科学与技术相去甚远。但对于知晓国情来说，这一课，又是他必上的。
土地流转已经在中国广大农村逐渐推广，转包、租赁或委托经营。对于很多外出务工者来说，与其让自己的承包土地闲置或由留守农村的老人以低效率方式耕种，不如进行土地流转，这样可以获取较高的收入。
杨亚威要参与的户县土地确权工作，就是要严格确认每一寸土地的承包归属权，颁发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使用法定证件从根本上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
但这件事，在8月的陕西开展，并不容易。
跟随基层工作人员开展土地确权工作，几乎每天都在38摄氏度高温下完成。
“仔细核对每张表格，反复校对每个数字，认真画定每一张图表，不断往返于村里、镇上和农业局，就是要保证每户农户的每一寸土地确权到位。”对杨亚威来说，比家乡福建的高温还要难耐的天气，农户的每一寸土地都泡在工作人员的汗水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并不是一定要当多大的领导，也不只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真切踏实地为群众办好切身利益的事，比如眼下丈量的这每一寸土地。”
在约100份《农村土地流转》问卷中，杨亚威发现，几乎所有农户除耕种外还必须外出务工才够补贴家用。“农民作为整个农业经济中的最弱势群体，他们的心声往往最容易被忽略。”
从远离网络的乡村回归校园生活，杨亚威觉得自己“变化不大”。“我本来就是一个不怎么依赖手机的人，现在，我打开手机搜索的关键词，只和‘土地’有关。”
“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失地农民”等，是杨亚威花了一个月时间才算摸清楚的概念。在他眼中，这相较于和土地相关的一切，还远远不够。
牡 丹
和徐涵相比，付淑月一直觉得自己离土地更近，因为她引以为傲的农学专业。
但她常好奇，作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学生，所学和所用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如果不是这场社会实践，她的专业很可能还停留在她用彩笔着重标出的概念、定义里。
付淑月参与的“WWF秦岭青年使者”社会实践已经开展了近10年，以“关注大熊猫生态保护、服务社区可持续发展”为宗旨，缓解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
“不是我们大学生想当然地去做什么，而是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我们来配合。”在付淑月要去的龙草坪村，村民们多种植牡丹，自古以来皆用其根皮入药，名曰“丹皮”。但种植药用牡丹，人均年收入仅4000多元，无法满足村民的物质需要。打猎的人多了起来，“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传统农业作业方式使得生态环境遭到破坏。
观音山自然保护区内分布着野生大熊猫、金丝猴、红豆杉等珍稀动植物资源。此前几年里，学校帮助大熊猫栖息地周边社区引入了蜜蜂养殖、农家乐、中草药种植等替代性生计。
这一次，付淑月和同学们深入秦岭腹地陕西汉中佛坪观音山，在和当地林业局充分沟通的基础上，希望发挥专业优势，推广油用牡丹的种植。
在下乡的几个月前，付淑月认真上网查了“油用牡丹”，通过庞大的数据库检索出的海量信息，她做足了功课。而这一切，仿佛和这里的村民没什么关系。
“其实村民们很听劝，他们也愿意保护环境，只要你能指出更好的致富道路。”付淑月了解到，牡丹油由于高产出、高含油率、高品质、低成本，对当地村民来说，既能有好的收益，又能对环境有更好的保护。
让她更惊喜的是，“专家就在身边”。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是国家林业局下属的油用牡丹基地，付淑月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希望通过学校邀请教授一起下乡。
学校派出的三位老师不仅和付淑月一起下乡，还操办起了油用牡丹种植技术培训会。
她记得那些村民们听得入神的表情，那间不大却挤得满满的会议室，还有农户从自家田里采了油用牡丹的植株到现场咨询。
“到底能不能赚钱？”10天时间，这是付淑月入户推广时听到最多的问题。她耐心地讲给他们油用牡丹的种植前景，并把她两年里所学的农学专业全都用到了跟村民的每一次对话里。
山里的日子，网络信号弱，付淑月很少碰手机，觉得自在极了。她用“回归”来形容自己的这场亲近土地的社会实践。付淑月总觉得自己是“野生”的，对山里的一切，她都有“亲近感”。
篮 球
“见过姚明的老师来了！”好奇的孩子总会趴在徐涵的宿舍窗口张望，这个身高190厘米的大个子老师，是乡村小学里难得一见的体育支教老师。
徐涵想给孩子们露两手，却发现篮球瘪了，篮球筐上没有篮网，球场是刚铺平的水泥地。
“你们想学打篮球吗？”孩子们用“既兴奋又害怕的神情”回应他。
“你们有运动鞋吗？”抛出的问题没有人接着，孩子们只是互相看对方。
直到篮球队正式成立，他才找到答案：“我的学生压根儿没有运动鞋。”
徐涵盘算起手里的1000元社会实践经费，在淘宝上货比三家，把12双鞋买进了宿舍。
当发鞋的那一刻到来时，孩子们把鞋子拿在手上，来来去去反复看。炫耀地举起来，向趴在门外朝里面张望的孩子们晃一晃。孩子们穿上新鞋，跑起步来小身板明显更挺拔。
徐老师记住了他的学生把运动鞋拿在手里跃跃欲试的神情，“那是对于体育运动本身，不分年龄、地域，甚至无关贫富，所共同享有的热爱。”
在徐涵眼中，城里的孩子从2岁开始就会玩手机、iPad了，乡村里的孩子到了上学的年纪却都没摸过一个像样的篮球。
但也正因为此，他看到了那些消失在互联网高速运转的时代里，童年不可多得的快乐元素。“滚铁环、丢沙包、拍皮球。”徐涵由此想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西北小城里，没有像现在这样普及的网络、却有因为肆意奔跑而单纯的快乐。
从小到大一路征战，和队友拼在球场上，狠狠为每一个比分争抢、付出。很多时候，徐涵都觉得，篮球是一场比赛，所以要赢。
而换做教练的身份，徐涵看到球队里个子最高的男生，懂得顾全大局，每次训练都会招呼他人。他留意到到球队里的仅有的三个女生，和男生一样在球场上挥汗如雨，不把自己视为弱者。
“篮球不只是赢，甚至不是竞技本身。”拥有旁观视角的徐涵发现，通过篮球，学生学会了团队合作、相处和共赢。
8月13日，在姚基金举办的篮球比赛上，徐涵率领这支两个月前还不会拍球的队伍征战赛场，第一场小组赛就大获全胜。孩子们也因此见到了偶像姚明。他发了在支教期间为数不多的一条朋友圈：“第一次做教练就能有这种机会，姚明在我旁边指导，感觉棒极了！”而这一次，徐涵不再像以前那样期待朋友圈里的点赞和评论。他学会“专心做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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